秦汉绘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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秦汉绘画

 

中国从秦朝经过西汉,再到东汉灭亡,这个时期的绘画艺术在战国绘画发展的基础上,随着封建社会的日益巩固和上升,社会经济趋于繁荣和发展,而展现出新的面貌,更加重视绘画的政治功能和伦理教化作用。它将战国时期地域不同的绘画风格融合起来,形成雄厚博大、昂然向上的总的统一的时代风格。由于社会风俗习惯的改变,战国时期在绘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(从遗存物看)青铜器、漆器上的装饰性绘画,让位于纯绘画的宫殿壁画、地上建筑壁画、墓室壁画及与此相关的画像石、画像砖等。作为用于丧葬的丝织帛画继续流行,漆器上的绘画也得到进一步发展和提高。在对外交流中,不断吸收域外艺术的新因素。因此,秦汉绘画在题材内容和表现形式及技法方面,均较战国绘画有了巨大的丰富、提高和拓展,呈现出一派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繁荣景象,为以后绘画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,成为中国绘画史上的第一个发展高潮。

 

绘画的空前繁荣

在文献中早就有关于运用绘画来装饰建筑的记载,而且也包括关于战国时期的壁画的描述,但绘画的广泛应用于宫室屋宇和墓室,无疑是在秦汉时期。

在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时候,有记载“秦每破诸侯,写放(仿)其宫室,作之咸阳北坂上。南临渭,自雍门以东至泾、渭,殿屋复道,周阁相属”。在这些为了宣扬秦始皇统一大业及其拥有的无上权威,而建造的规模宏大的建筑群内部,绘制有许多壁画。

1979年,在咸阳的建筑遗址发现了车马人物的画像,这些画像提供了关于秦代壁画的实物凭证。到了汉代,从宫室殿堂到贵族官僚的府邸、神庙、学堂及豪强地主的宅院,几乎无不以绘画进行装饰。“富者土木被文锦,贫者常衣牛马之衣”,这既是汉代社会生活状况的如实写照,也是当时藻饰彩绘宫室屋宇的社会风习的反映。汉代皇宫中的壁画,仅见于记载的就有不少。文帝时未央宫前殿十分奢华,有“雕文五彩画”。武帝时在甘泉宫内作台室,画天、地、泰一、诸鬼神。宣帝时又在麒麟阁墙壁上图绘功臣像。东汉明帝时,在南宫云台四壁上画中兴二十八将像。灵帝时亦曾于鸿都门学中图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。西汉末年不仅宫殿都绘有壁画,贵族府邸内也有不少壁画。见于记载的有鲁恭王刘余灵光殿内图画,有天地、山神、海灵、古代帝王、忠臣孝子、烈士贞女等形象;广川王刘去的殿门上也绘有短衣大绔长剑的荆轲像,以及另一广川王刘海阳的画屋中绘有“男女裸交接”的壁画等。一般官僚的府舍也都绘有山神海灵、奇禽异兽之类题材的壁画。两汉州郡也利用壁画图绘地方官吏事迹,并“注其清浊进退”以示劝戒,还利用壁画来表彰属吏和进行政治宣传。在对反抗者进行镇压之时,统治者甚至运用壁画作为手段。据《后汉书·刘縯传》记载,王莽在悬赏缉拿刘縯期间,就曾下令“使长安中官署及天下乡亭,皆画伯升(刘縯,字伯升)像于塾,旦起射之”。当然,利用壁画伸张正义的事例也曾见于史籍记载。东汉时延笃遭受党锢之祸而死,他的乡里人士便将他的形象画在屈原庙内,以示景仰。

汉代时候的宫室屋宇上有大量的绘画,而且在陵寝墓室、享堂石阙也有好多的绘画。汉代习俗事死如生,以厚葬为德,薄殓为鄙,而且借孝悌的声誉,还可以博取功名。这就是使得装饰坟墓,为死者表彰功德的绘画活动(包括绘制被认为能引导死者灵魂升天的帛画“非衣”),其规模和数量都达到了空前高涨的程度。东汉赵岐甚至在活着的时候,就为自己的坟墓准备壁画,“图季札、子产、晏婴、叔向四像居宾位,又自画其像居主位,皆为赞颂”。与此可相印证的是迄今已出土的许多汉代墓室壁画、帛画以及大量的汉代画像石、画像砖等现存绘画实物。

除了壁画,在一些豪华建筑的屏风上,还有贵族官僚的车马、舆服、器用上都能够见到精美的绘画。汉代还出现一些可以移动观赏的绘画。这些作于木板或绢帛上的绘画被用来赠送,甚至可以买卖,当是后来广为流行的卷轴画之滥觞。据记载,汉武帝晚年曾召黄门画者画周公辅成王故事以赐霍光,东汉光武帝在